这一切基本上都由制度设计决定，前提条件不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反应也很难改变，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会不断上演

我很关注社会保障立法问题，于是立即打电话报名，很快便幸运地收到了邀请函，邀请函用特快专递寄来，盖了省法制办的大红钢印，看上去相当郑重其事。我看了看手表，此刻是 11点15分，比预定时间提前了15分钟。

让我略感忧虑的是，这次立法听证会还有来自全省各厅局、各市有关部门的数十位官员代表前来观摩学习，如果他们都认真学习、效法模仿，那以后的听证会会怎样呢？作为对议事活动多少有些研究的学者，我建议今后的听证会应该有所改进。会后，我找到会议主办方，问他们为何不安排互动讨论环节？他们的回答很简练，因为法律没规定。整个会场秩序井然，没有争辩，更没有吵闹。在座谈会上，至少大家还可以畅所欲言、热烈讨论。首先，听证会务必要安排互动讨论环节，这是听证会的核心程序。

针对听证会出现的新问题或争议很大的疑难问题，有时还需要再次召开听证会，以深化各方的认识。再次，应当保障听证会有足够的时间，涉及复杂问题的听证会可能需要一到两天，甚至更长时间。关于法院与媒体关系的基本规则，我们可以简化为一句话：法院只能禁内而不能禁外。

这些规定包括：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进行预测性报道，重大案件新闻发布由最高法统一口径等。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从最高法院的工作方案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最高法院对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沟通 以及法院自我宣传的重视。

即法院可以通过对法院成员的纪律约束、诉讼程序的自我完善来达到防止媒体激情影响公正审判、侵犯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利的目的，但是法院不能要求媒体禁言。第二种是法院要求媒体在审判前或者审判中不报道刑事案件的某些内容。

及时应对负面舆论炒作。这两段话显示，媒体报道和评论司法不受任何特别的限制，即只能给媒体报道和评论社会其他事务时同样的限制，如不能煽动违法犯罪、不能侮辱诽谤他人等。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禁止预测性报道、禁止批评等，既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国际规则，也不具备可行性：因为成千上万的媒体用各种含蓄的语言去预测、去批评，法院怎么去调查、去认定它是违法的呢？当然，与时俱进的中国法院，这次在它的改革方案中已经改变了过去要求限制媒体的做法，我期待法院在认可言论自由优先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程序去取得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的合理平衡。

规则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更高标准的确立。在美国，法院防止媒体审判的方式是法院精心设计正当程序，包括：挑选没受媒体污染的陪审员、改变管辖地点审判、推迟审判、封闭陪审团、要求其法官慎重对待媒体，如果确实受到了媒体的影响而作出不公正的判决，还可能导致重审。理由是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是其他民主自由和一切权利的前提，司法独立固然重要，但它低于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二者不能兼顾时，言论自由优先。在中国，一直没有出台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但是，2006年9月12日，在法院系统内部的宣传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向外界高调宣布若干禁令，以此为法院新闻发布定下基调。

但是，如何应对媒体的负面炒作，需要法院的智慧，更需要正当的程序规则。现在美国法院使用的是第三种，即法院为了保证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命令律师和证人不与媒体讨论案件，但律师在已经存在对被告不利的报道的前提下进行的必要的回应以及对案件进展情况、程序问题对媒体发表言论，不受限制。

这样，这种缄口令也极少使用。但即使是这缄口令，也存在很多的争论，因为学者认为，公诉方起诉书的公开就是对被告情况的不利宣传，而起诉书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可以公开的，所以，任何案件中律师都有回应权，不应当受到言论方面的特别限制。

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2009年度工作实施方案，其中表示要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沟通。进入 高一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负面舆论 。第一种是限制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言论的命令，目的是维护法庭秩序，禁止被告人在法庭上大吵大闹。法院不能作出规定要求媒体不能说哪些，甚至于荒唐地要求评论立场不能与法院判决相反。

这次审判中，联邦法官下令对Bobby Seale进行上枷和禁言，因为他在审判中与另一名被 告发生激烈争吵，他被带出法庭暂停参加审判，事后对其进行单独审判。缄口令是由法院发布的约束言论的命令，在美国，广义的缄口令包括三种情况。

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主动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大力宣传广大法院干警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1985年，世界法学家协会以解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目的，通过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它对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是这样定位的：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

1985年，世界法学家协会以解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目的，通过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它对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是这样定位的：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这样，这种缄口令也极少使用。

（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应对负面舆论炒作，http: //news.163.com/09/0511/14/591ONAPH000120GU.html，2009-05-11。禁止预测性报道、禁止批评等，既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国际规则，也不具备可行性：因为成千上万的媒体用各种含蓄的语言去预测、去批评，法院怎么去调查、去认定它是违法的呢？当然，与时俱进的中国法院，这次在它的改革方案中已经改变了过去要求限制媒体的做法，我期待法院在认可言论自由优先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程序去取得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的合理平衡。及时应对负面舆论炒作。但即使是这缄口令，也存在很多的争论，因为学者认为，公诉方起诉书的公开就是对被告情况的不利宣传，而起诉书是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可以公开的，所以，任何案件中律师都有回应权，不应当受到言论方面的特别限制。

第二种是法院要求媒体在审判前或者审判中不报道刑事案件的某些内容。即法院可以通过对法院成员的纪律约束、诉讼程序的自我完善来达到防止媒体激情影响公正审判、侵犯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利的目的，但是法院不能要求媒体禁言。

这些规定包括：法官未经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媒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进行预测性报道，重大案件新闻发布由最高法统一口径等。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

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由于国际规则禁止法院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进行限制，所以，法官发布的禁言令（也称缄口令）是不能针对媒体的，有些中国学者或者官员把它称为是美国限制媒体的命令，是一种误解。

这两段话显示，媒体报道和评论司法不受任何特别的限制，即只能给媒体报道和评论社会其他事务时同样的限制，如不能煽动违法犯罪、不能侮辱诽谤他人等。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2009年度工作实施方案，其中表示要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沟通。规则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更高标准的确立。在中国，一直没有出台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但是，2006年9月12日，在法院系统内部的宣传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向外界高调宣布若干禁令，以此为法院新闻发布定下基调。

理由是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是其他民主自由和一切权利的前提，司法独立固然重要，但它低于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二者不能兼顾时，言论自由优先。关于法院与媒体关系的基本规则，我们可以简化为一句话：法院只能禁内而不能禁外。

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这种缄口令在1966谢泼德一案中开始使用，在1976内布拉斯加出版集团诉斯都德一案（Nebraska Press Ass'n v. Stuart）之中，法院确认对媒体发布缄口令是违宪的，因为其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从此不再使用。

现在美国法院使用的是第三种，即法院为了保证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命令律师和证人不与媒体讨论案件，但律师在已经存在对被告不利的报道的前提下进行的必要的回应以及对案件进展情况、程序问题对媒体发表言论，不受限制。第一种是限制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言论的命令，目的是维护法庭秩序，禁止被告人在法庭上大吵大闹。